劉燕婷

9月17日,伊朗爆發全境示威。事件起於13日宗教警察執行女性頭巾遮髮的規定,致使22歲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在拘留期間昏迷、並於16日宣告死亡的悲劇。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於9月16日引述了4名知情人士報道,稱已超過兩周沒有露面的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在上周接受手術後狀況危殆、身體虛弱無法坐起,故而被迫取消所有會議和公開活動,包括9月6日的「專家會議」。眼下其狀況雖已有所改善,卻仍需接受醫療團隊的全天候觀察。 對此報道,伊朗革命衛隊轄下的《塔斯尼姆通訊社》於16日間接否認,稱哈梅內伊將在17日出席一場大學宗教典禮。17日當天,哈梅內伊的官方Twitter發布照片,顯示哈梅內伊正戴着口罩發表演說;伊朗官方電視台亦播出其講話片段,《路透社》也表示有兩名親近哈梅內伊的消息人士向其否認,哈梅內伊的健康並未惡化。 綜上所述,哈梅內伊病危之說,或許更多是《紐約時報》「消息有誤」,並在如今的示威怒火烘托下,發酵出了伊斯蘭共和國搖搖欲墜的氛圍。事實上,伴隨美伊關係在2018年後重挫、哈梅內伊年歲漸大,有關其健康抱恙的消息愈發甚囂塵上。而撇去「病危說」的媒體喧鬧,人們真正關注的是以下兩大問題:伊朗最高領袖由誰接班,1979年革命以降的神權政府又將走向何方。

示威蔓延下哈梅內伊再傳病危:誰會成為伊朗下任最高領袖?
示威蔓延下哈梅內伊再傳病危:誰會成為伊朗下任最高領袖?

9月17日,伊朗爆發全境示威。事件起於13日宗教警察執行女性頭巾遮髮的規定,致使22歲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在拘留期間昏迷、並於16日宣告死亡的悲劇。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於9月16日引述了4名知情人士報道,稱已超過兩周沒有露面的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在上周接受手術後狀況危殆、身體虛弱無法坐起,故而被迫取消所有會議和公開活動,包括9月6日的「專家會議」。眼下其狀況雖已有所改善,卻仍需接受醫療團隊的全天候觀察。

對此報道,伊朗革命衛隊轄下的《塔斯尼姆通訊社》於16日間接否認,稱哈梅內伊將在17日出席一場大學宗教典禮。17日當天,哈梅內伊的官方Twitter發布照片,顯示哈梅內伊正戴着口罩發表演說;伊朗官方電視台亦播出其講話片段,《路透社》也表示有兩名親近哈梅內伊的消息人士向其否認,哈梅內伊的健康並未惡化。

綜上所述,哈梅內伊病危之說,或許更多是《紐約時報》「消息有誤」,並在如今的示威怒火烘托下,發酵出了伊斯蘭共和國搖搖欲墜的氛圍。事實上,伴隨美伊關係在2018年後重挫、哈梅內伊年歲漸大,有關其健康抱恙的消息愈發甚囂塵上。而撇去「病危說」的媒體喧鬧,人們真正關注的是以下兩大問題:伊朗最高領袖由誰接班,1979年革命以降的神權政府又將走向何方。

最高領袖如何產生

放眼世界,最高領袖一職可謂獨一無二,就連在穆斯林世界,都是相當特殊的存在。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開始將「法基赫的監護」(意即教法學者掌權)構想付諸實現,擔任首位「最高領袖」。在法理規範上,最高領袖並非伊朗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卻是宗教與政治場域的實際最高領導人,更是伊朗軍隊的最高統帥,有權任命各軍種與司法機關首長,並對一切重大政策擁有最終決定權。此外,伊朗存在「憲法監護委員會」這一機構,其組成人員共12人,職能包括駁回議會法案、審查選舉候選人與解釋憲法等,是構成神權政體的重要基石,而最高領袖有權任命其中6位委員。

至於最高領袖的更替,根據伊朗憲法,最高領袖為終身職,故其更替只會發生在前任最高領袖逝世後,誕生方式則是在「憲法監護委員會」審查候選人資格後,再由88位教士組成的「專家會議」表決而成。然就伊斯蘭共和國43年來唯一次最高領袖更替經驗來看,其人選乃各方事前協商決定,「專家會議」的表決更多是發揮了「再確認」的功能。

例如首任最高領袖霍梅尼曾指定蒙塔澤里(Hussein-Ali Montazeri)接班,但在兩人交惡後,霍梅尼便撤回了指定。而哈梅內伊之所以能成功上位,霍梅尼與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同為關鍵:前者在廢黜蒙塔澤里後推動修憲,為資格不符、但忠於伊斯蘭革命理念的哈梅內伊鋪平了道路;拉夫桑賈尼則執行了霍梅尼對哈梅內伊的指定,並藉着對後者的支持,確保自己對神權政府温和派路線的主導權。

受此前例影響,外界預測的哈梅內伊接班人,亦是圍繞在其身旁的重臣親眷。其中,有些強大的潛在人選輸給了時間,例如在2017年逝世、享年82歲的前總統拉夫桑賈尼,以及在2018年逝世、享年70歲的前「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主席沙赫魯迪(Mahmoud Hashemi Shahroudi)。在此脈絡下,外界將眼光聚焦到了尚在世的政治與宗教精英身上。

首先。是霍梅尼之孫哈桑·霍梅尼(Hassan Khomeini),其與祖父同為教士,現年50歲。然哈桑的立場偏向温和派,曾在引發神權政府震盪的2009年總統大選示威中,支持落選者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呼籲取消選舉結果,並由此見罪了強硬派。2015年,哈桑宣佈競選2016年的「專家會議」,但在2016年遭「憲法監護委員會」以「宗教資格不符」拒絕;2020年,曾有伊朗媒體猜測哈桑可能參加2021年的總統大選,但後續發展顯然不符事前猜想。簡言之,哈桑雖是西方媒體預測的可能接班人,但由其眼下在伊朗政壇的處境來看,這位「霍梅尼後裔」的出線概率不高。

第二,是伊朗「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現任主席拉里賈尼(Sadeq Larijani),現年61歲。拉里賈尼是哈梅內伊重臣,意識形態保守、政治經驗豐富,在沙赫魯迪逝世後接掌了司法部門,並曾是「憲法監護委員會」的一員。然其最大弱點,便是揮之不去的腐敗醜聞,加上其兄阿里·拉里賈尼(Ali Larijani)曾欲參選2021年總統,卻被「憲法監護委員會」取消資格,導致拉里賈尼痛批選舉不公,並與哈梅內伊發生裂痕。由此脈絡來看,拉里賈尼的接班概率正在直線下滑。

第三,是伊朗前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現年73歲。其為拉夫桑賈尼之後的伊朗温和派代表,並於2015年擔任總統時,與聯合國五常加上德國簽署了《伊朗核協議》(JCPOA),緩和伊朗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同時爭取到經濟制裁的部分解禁。然在2018年,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作川普)無預警退出了核協議,並開始對伊朗發動極限施壓,由此導致了魯哈尼與哈梅內伊的關係倒退,以魯哈尼為首的溫和派更是大舉失勢。2021年卸任總統後,魯哈尼未再被哈梅內伊任命任何高級政府職位,未來應也無緣最高領袖一職。

萊希的前路與挑戰

排除以上選項後,現任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成了最可能人選。

萊希現年61歲,過去的政治經驗多在司法系統,例如德黑蘭檢察官、伊朗副首席法官(2004–2014年)、伊朗總檢察長(2014–2016年)和伊朗首席大法官(2019–2021年)。2017年,其曾代表保守派「伊斯蘭革命力量人民陣線」競選總統,最後以38.3%對57%的得票率敗給温和派的魯哈尼。2021年,萊希二度挑戰總統,最終成功問鼎。

然而此次大選爭議不少。「憲法監護委員會」一共取消超過600位申請人的參選資格,包括前述的阿里·拉里賈尼,其不僅立場保守、更出身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卻無緣總統大選,各界自然議論紛紛。最終,「憲法監護委員會」批准了7位候選人參選,但有3人在選前幾天自行退出,故最後僅剩4人競選,「選舉被操控」的風聲由此不脛而走。

在此氛圍下,民眾的投票意願大幅下降,萊希最終以伊斯蘭共和國史上最低投票率當選(48.48%),空白票、無效票和丟失選票的比例更是創下史上新高(13%)。而也正因「憲法監護委員會」明顯主導了總統大選方向,外界由此預測,哈梅內伊或許屬意萊希接班,故會如此大刀闊斧剔除「不適任人選」,為的便是確保萊希能在接任最高領袖前,先有總統的政治歷練,正如哈梅內伊也曾在1981年至1989年擔任伊朗總統般。

然而儘管有哈梅內伊為其掃清政治障礙,萊希的前路依舊顛簸。

一來,萊希執政第一年的經濟表現並不好,雖說其深層原因是美國對伊朗發動的經濟制裁,但民眾的怒火自是湧向德黑蘭,而非遠在千里之外的華盛頓。

從宏觀數字來看,在經歷兩年收縮後,伊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2021–2022 財年一季度度的3月至5月期間按年增長了6.2%;與此同時,伊朗的石油生產亦正緩步上升,於2021年1月至11月期間達到了每日240萬桶,但仍低於2017年每日380萬桶的制裁前水平。

然而伊朗人民的生活壓力依舊沉重。即便伊朗看似已撐過最壞的經濟低谷,但民眾購買力正被超過40%的通脹率蠶食,且失業率同樣居高不下,政府又進一步削減了對基本商品和藥品的補貼計劃。負責伊朗預算事務的副總統卡熱米(Masoud Mir Kazemi)便於2022年1月表示,伊朗下個財政年度最多可賺取160億美元的石油美元淨收入,但其僅夠進口基本商品和支付公務員工資。「我們受到制裁,所以不可能不削減補貼。」

二來,萊希的保守立場使其希望加強伊斯蘭教法的實踐,例如其上任後對愈發寬鬆的婦女頭巾進行了「矯正」,宣佈若女性公務員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不符合伊斯蘭法律」的照片,將會面臨解僱;非公務員婦女在網路上發布不帶頭巾的照片,也將被「排除在某些社會權利外一年」。8月15日,萊西簽署了新法,表示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使用「面部識別技術」,來識別不確實遵守頭巾法的女性。

平心而論,霍梅尼逝世多年,如今的伊朗城市婦女已鮮少穿着革命年代的黑色斗篷(Chador),年輕一代更是普遍露出髮絲,且宗教警察對此大多「睜隻眼閉隻眼」,過去因違反頭巾法而遭拘留的婦女,大多是在示威場合直接拿下頭巾,故而遭到逮捕。然而萊希出台新法後,部分宗教警察或許認為「大顯身手」的時機已到,遂開始積極取締被忽視許久的寬鬆頭巾,由此導致了22歲女子阿米尼的死亡悲劇。

而從哈梅內伊的視角來看,倘若其最終當真選擇萊希接班,應是出於兩大考量:保證伊斯蘭革命價值的延續、確保伊斯蘭共和國的穩定,正如當年霍梅尼之所以選擇年僅50歲的哈梅內伊接班最高領袖,同樣是看中了其對革命路線的堅持。

然萊希初登總統之位,伊朗處於經濟的水深火熱中,頭巾爭議更是廣泛蔓延。從現實的視角來看,萊希或許需要更多時間耕耘政績、累積民眾與各部門對自己的信任,才有接掌最高領袖的真本錢。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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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伊朗22歲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被宗教警察帶走。此一事件隨後失控發酵,成了今日伊朗全境示威的導火索,程度直逼2019年的全國騷亂。 13日當天,來自庫爾德斯坦省的(Kurdistan)阿米尼與家人至德黑蘭(Tehran)旅遊,於高速公路入口處遭遇宗教警察(Guidance Patrol,波斯文:گشت ارشاد)盤查,並因「佩戴頭巾不確實」而被移送至「道德安全局」,其兄長基亞雷什(Kiaresh Amini)亦陪同前往。宗教警察告訴兩人,拘留期間將進行「簡單教育」,課程會在1個小時內結束,然而阿米尼沒能繼續與家人的行程,基亞雷什最終等來了「課上昏迷」的妹妹。送醫多日後,阿米尼於16日正式宣告死亡。 雖說宗教警察表示,阿米尼是因拘留期間「心臟病發」而陷入昏迷,卻難杜伊朗內部悠悠眾口。據收治阿米尼的醫院透露,其在到院時已是腦死狀態;基亞雷什更指出,阿米尼的頭部與腿部皆有瘀傷;此外有自稱與阿米尼一起被拘的婦女表示,曾目睹阿米尼在機構內遭到宗教警察毒打。與此同時,一張據稱是阿米尼顱骨掃描的圖片在伊朗網路上瘋傳,顯示其有骨折、出血與腦水腫的症狀。故在伊朗主流輿論看來,殺死阿米尼的並非心臟病發,而是拘留期間的警察暴力;阿米尼的家人亦在受訪時控訴,「政府對阿米尼的死因撒了謊」。

頭巾只是導火索:要避免1979年場景重演,伊朗神權政府須自我革命
頭巾只是導火索:要避免1979年場景重演,伊朗神權政府須自我革命

9月13日,伊朗22歲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被宗教警察帶走。此一事件隨後失控發酵,成了今日伊朗全境示威的導火索,程度直逼2019年的全國騷亂。

13日當天,來自庫爾德斯坦省的(Kurdistan)阿米尼與家人至德黑蘭(Tehran)旅遊,於高速公路入口處遭遇宗教警察(Guidance Patrol,波斯文:گشت ارشاد)盤查,並因「佩戴頭巾不確實」而被移送至「道德安全局」,其兄長基亞雷什(Kiaresh Amini)亦陪同前往。宗教警察告訴兩人,拘留期間將進行「簡單教育」,課程會在1個小時內結束,然而阿米尼沒能繼續與家人的行程,基亞雷什最終等來了「課上昏迷」的妹妹。送醫多日後,阿米尼於16日正式宣告死亡。

雖說宗教警察表示,阿米尼是因拘留期間「心臟病發」而陷入昏迷,卻難杜伊朗內部悠悠眾口。據收治阿米尼的醫院透露,其在到院時已是腦死狀態;基亞雷什更指出,阿米尼的頭部與腿部皆有瘀傷;此外有自稱與阿米尼一起被拘的婦女表示,曾目睹阿米尼在機構內遭到宗教警察毒打。與此同時,一張據稱是阿米尼顱骨掃描的圖片在伊朗網路上瘋傳,顯示其有骨折、出血與腦水腫的症狀。故在伊朗主流輿論看來,殺死阿米尼的並非心臟病發,而是拘留期間的警察暴力;阿米尼的家人亦在受訪時控訴,「政府對阿米尼的死因撒了謊」。

在此氛圍下,庫爾德斯坦省自9月17日起爆發了多起示威,民眾怒吼要求政府公布真相、取消強制規範婦女衣着的「頭巾法」、改革女權,並與前來維持秩序的安全部隊發生衝突,導致現場多人死傷。一日過後,示威蔓延到了德黑蘭、伊斯法罕(Isfahan)、設拉子(Shiraz)、馬什哈德(Mashhad)等大城,甚至連加拿大、澳洲、德國、法國和土耳其等地也出現伊朗民眾跨海聲援。

在此期間,互聯網上同樣怒火燎原。「#MahsaAmini」成了波斯語Twitter上的熱門標籤,相關推文與轉發數量超過1,000萬次;部分伊朗婦女更在社交媒體上「剪髮明志」。據外媒報道,為遏止網上輿論熱度,伊朗政府已在9月21日封鎖境內用戶對Instagram和WhatsApp的訪問,同時中斷了庫爾德斯坦和伊朗其他地區的網路服務。

此情此景,讓人回想起2019年11月爆發的「伊斯蘭革命以降最大示威」,彼時伊朗政府也在強力鎮壓之餘,關閉網路長達一個禮拜。而雖說2019年的示威起於燃油價格上漲,此次示威則源於取締頭巾的暴力濫用,兩者所暴露的伊朗社會情緒,卻有着異曲同工的政治共鳴:反對1979年以降的伊斯蘭革命體制。

伊斯蘭革命與霍梅尼的意志

1978年1月,伊朗爆發大規模反君主制示威,各方勢力訴求互異:教士們不滿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踐行世俗化路線,底層民眾苦於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蕭條,知識分子與自由派抨擊君主制「不夠民主」,左翼砲轟石油經濟導致社會不平等,民族主義者怒斥巴勒維「做美國與西方走狗」。簡言之,巴勒維政權成了眾矢之的,奪權者們由此團結在「反巴勒維」旗幟下,順着沸騰民怨直搗黃龍。

1979年1月16日,巴勒維流亡開羅,革命勢力歡欣鼓舞慶祝成功。同年2月1日,在外流亡15年的什葉派教士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返回德黑蘭,這位77歲的政治家憑藉自身宗教威望與民意支持,成功奪得革命秩序主導權,並在肅清左翼與其餘反對勢力後,確立伊朗走向「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道路。

簡言之,1979年的政治劇變並非純粹的伊斯蘭革命,但宗教勢力無疑是最大贏家,而塑造一切的關鍵人物,便是擁有民意支持的霍梅尼。在其設計的「法基赫的監護」(意即教法學者掌權)體制下,霍梅尼儼然成了「伊朗新王」,只不過頭銜換成伊斯蘭共和國的「最高領袖」,而伊朗社會也在其統治下,經歷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造。

首先,在沙里亞法(伊斯蘭律法)規範下,伊朗嚴禁酒精飲料、西方電影、男女共遊、日光浴,霍梅尼甚至曾經禁止伊朗電台及電視播放軍事和宗教以外的音樂;在學校課程上,「伊斯蘭革命」成為必須頌讚的政治正確,「伊斯蘭大學委員會」亦參與課程設計的文化管控,剔除「可能影響革命事業」的元素;而在婦女服裝規範上,1979年革命成功後,伊朗政府先是要求女性公務員在工作場所佩戴頭巾,又於1981年頒佈新法,規定婦女須在所有公共場所佩戴頭巾,並在1983年出台此一法規的「伊斯蘭式懲罰」:未戴頭巾的婦女將被判處74下鞭刑。

而由頭巾的角色與規範變遷來看,其可謂是對革命鉅變的時代側寫。由於巴勒維時期伊朗婦女禁止蒙面,就連佩戴頭巾也會遭警察取締,故1978年示威發生時,不少婦女為表態自己「反對國王,支持霍梅尼」,紛紛刻意違規戴上頭巾。在此期間,伊斯蘭做為推動革命的政治資源之一,並不被多數婦女所排斥。

而後1979年革命成功之初、霍梅尼尚未完全掌權時,後者曾要求政府出台頭巾法,卻遭婦女示威反抗,自由派、左翼等世俗勢力遂趁勢撤回法案;但待至霍梅尼完全肅清反對勢力時,朝野已無人可以阻止宗教法規推行,故而會有1981年的頭巾法,以及1983年的鞭刑懲罰。

簡言之,頭巾法的推動與深化,象徵霍梅尼的意志得以貫徹、甚至宰制伊朗社會,正如其亦有威望強制規範電台與電視的音樂播放般。而身為當年伊朗最具威望的宗教領袖、革命人物,「伊斯蘭共和國」的創建與運轉便是其政治權力的最高展現,即便宗教勢力內也存在路線之爭,卻未敢在霍梅尼時期公開轉為陣營對峙,且很大程度上仍要服膺於最高領袖的意志。

例如霍梅尼曾指定蒙塔澤里(Hussein-Ali Montazeri)做為自己的接班人、繼任最高領袖,但後者在獲得「儲君」地位後,便開始要求改革女權、放寬黨禁、停止處決政治犯,導致霍梅尼盛怒之下剝奪其繼承權,甚至不惜為此修憲,以扶持資格不符、但忠於伊斯蘭革命理唸的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接班。

後霍梅尼時代的革命事業何以前行

然儘管霍梅尼煞費苦心要維繫革命體制,「人走茶涼」仍是難以超克的歷史規律。

1989年霍梅尼甫一去世,伊朗神權政府便發生了質變:由於哈梅內伊缺乏霍梅尼的宗教威望與政治魅力,其身為最高領袖的實質權力大幅萎縮,立場相對温和務實的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則在同年當選總統,開始調整霍梅尼留下的革命體制,例如取消電台與電視僅能播放軍事與宗教音樂的的禁令,並在日後培植同為温和派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後者乃於2013年起擔任伊朗總統長達8年,並在任內與美國簽署伊朗核協議,緩和了美伊對峙。

另一方面,哈梅內伊為求權力穩固,竭力耕耘與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的關係,並希望憑藉「輸出革命」的軍功,坐穩最高領袖的高位。在其調度下,伊朗逐步推進「什葉新月」的地緣佈局,先後介入黎巴嫩內戰、伊拉克反恐戰爭、也門內戰、敘利亞內戰,並擁有了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親伊朗民兵組織、胡塞武裝組織、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等地緣棋子,可謂是在8年兩伊戰爭過後,大大開闢了伊朗的戰略緩衝區。

然而與此同時,伊朗的民意開始發生變化。從現實視角來看,「伊斯蘭共和國」之所以能創建並運轉,霍梅尼的威望與政治魅力居功厥偉,但伴隨其離世,民眾似乎開始重回1978年的情境,視神權政府為苦難之源。

在自由派眼中,伊朗之所以承受經濟制裁重擔、蒙受「流氓政權」罵名,便是因為1979年後宗教勢力竊佔了革命成果;在部分底層民眾看來,如今的伊朗政體名為「法基赫的監護」,其實與國王時代沒什麼差別,只是特權階層換成了教士與伊斯蘭革命衛隊,後者尤其長年壟斷伊朗內部各大產業,在苦於制裁的窮苦百姓眼中,是吸吮民脂民膏的權貴集團;至於革命衛隊開疆拓土的軍功,在許多民眾看來十分遙遠、且與己無關,甚至帶有窮兵黷武、浪費公帑的負面色彩。

而在伊朗新一代城市青年的生命實踐內,多數人沒有經歷1979年以前的生活,只知自己被生在一個「被全球鄙視的保守國家」,且通過網路資訊,青年們接觸到了西方生活型態,酒精、搖滾樂、長髮飄逸等圖像,催生出其對「自由主義伊甸園」的嚮往。

在此脈絡下,頭巾同樣側寫了時代氛圍的變化。筆者在2016年前往伊朗時,便觀察到大城市的年輕女性中,多數人已不穿着革命年代的黑色斗篷(Chador),就算包裹頭巾也多會露出髮絲,早就超出了霍梅尼時代的規範,體現首任最高領袖逝世後,自由與世俗化力道的回潮。

當然,從國際話語博弈的角度來看,所謂「回潮」並不全然是伊朗內部路線之爭所致,西方的推波助瀾同樣關鍵。長年以來,頭巾、世俗化、人權等符碼,皆是西方媒體用以狙擊伊朗神權政府的話語支點,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伊朗城市青年的「恨國」與「自慚形穢」。

回顧2019年11月的伊朗全境騷亂,其根源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單邊退出核協議後,對伊朗展開的極限施壓經濟制裁,但民眾面對燃油價格暴漲,喊出的口號多是推翻神權政府;此次頭巾取締悲劇,若先不論法律的宗教與世俗之分,其本質實與2020年美國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員跪頸致死相同,皆是執法人員不分青紅皂白濫用暴力所致。但美國便能在經歷大規模騷亂與全球譴責後,穩居自由主義道德燈塔之頂,且不用擔心爆發「顏色革命」,但長年身處全球輿論風暴的伊朗便無法如此瀟灑,而是註定要被全球媒體一陣奚落圍剿,同時處理國內青年與自由派的難息怒火。

歸根結柢,當今伊朗的困境在於,1979年以降的神權體制、革命話語漸失民心,城市青年群體尤其嚴重。而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包括制裁重擔導致的經濟崩潰、教士與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明顯特權化、伊斯蘭革命話語面對自由主義的一路捱打。

由此視角來看,不論是燃油價格爆漲或頭巾取締悲劇,其本質都僅是點燃民怨的導火索;民眾真正的怒火根源,肇發於潛意識裡的政治認知,也就是認為錯誤始於1979年,「沒了神權政府、一切會更好」,正如當年的伊朗民眾,同樣認為沒了巴勒維統治,伊朗明天會更好般。在此氛圍下,但凡有幾許星火,便容易上升為挑戰體制的全境示威;而伊朗政府的回應則一貫強硬,即在強力鎮壓後關閉互聯網、封鎖消息,卻無法真正超克結構挑戰:不論是經濟起飛或全然西化,當下的神權政府都給不起。

簡言之,後霍梅尼時代的革命事業不僅出現路線之爭,還在西方制裁與話語攻克下,大規模流失民意版圖。當然眼下神權政府尚有支持群眾,且其對伊朗社會的維穩力道也高於巴勒維政權,短期之內應該不會重演1979年的場景,然而風險依舊存在。如今的哈梅內伊已年屆83歲高齡,下任最高領袖是否能成功調和世俗與宗教路線之爭,猶未可知;且西方的制裁重擔一日不除,伊朗民眾的苦痛便只會持續加深,民怨的火苗即便未燃,也只是等一個燎原的瞬間。

從長遠來看,強力鎮壓與網路封鎖,終非應對示威的長久之道,神權政府要打贏與「顏色革命」的持久戰,便須在政治與發展路線上有所調整與突破。若制裁重擔短期難解,便要設法推動財富再分配;若一時無法廢除頭巾法,也至少要規範甚至架空宗教警察的職權,避免阿米尼的悲劇重演;即便「法基赫的監護」仰仗教士與伊斯蘭革命衛隊支持,卻不能因此不打貪反腐、任由軍教裙帶關係持續僵化腐臭。

國際政治弱肉強食,任何政權但凡拒絕自我革命,下場往往就是被革命。伊朗要避免重演1979年的場景,即便暫時無法大刀闊斧,卻也不可再忽視示威紛起的背後病灶。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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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蒲亭或蒲廷)發表面向全國的公開電視講話,宣佈即日起在俄羅斯聯邦境內進行部分動員。據路透社表示,這是俄羅斯在二戰後的首次動員,阿富汗戰爭、車臣戰爭時都未曾有過。 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Sergei Shoigu)亦於21日發表講話,介紹此次局部動員的相關細節。據其表示,俄羅斯可供動員的人力儲備近2,500萬,此次局部動員將召集約30萬預備役人員,目標群體不包括學生。紹伊古指出,截至目前,俄烏兩軍戰線長達1,000多公里,保護這條戰線和俄控領土,正是此次部分動員的目的所在。其亦公布戰場雙方最新死傷數據,表示自2月24日起,俄軍共陣亡5,937人,烏軍則陣亡61,207人,並有49,368人受傷。 回顧「特別軍事行動」之初,普京曾表示不會進行戰爭動員,如今承諾動搖,普京在演講中強調了西方的介入。其表示,俄羅斯已到最危險時刻,現在俄軍不僅正與烏克蘭作戰,更是在與西方軍事機器作戰。普京甚至預測,若俄羅斯無法遏制這股攻勢,西方與烏克蘭將對克里米亞下手,並對俄羅斯本土發動進攻。「西方的目的是削弱、分裂並最終摧毀我們的國家」,「他們現在公開說,他們在1991年設法分裂了蘇聯,現在是時候對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情了,俄羅斯必須被劃分為許多相互之間會發生致命衝突的地區。」

賭國運進行二戰後首次動員:等待普京與俄羅斯的,是1917或1945?
賭國運進行二戰後首次動員:等待普京與俄羅斯的,是1917或1945?

9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蒲亭或蒲廷)發表面向全國的公開電視講話,宣佈即日起在俄羅斯聯邦境內進行部分動員。據路透社表示,這是俄羅斯在二戰後的首次動員,阿富汗戰爭、車臣戰爭時都未曾有過。

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Sergei Shoigu)亦於21日發表講話,介紹此次局部動員的相關細節。據其表示,俄羅斯可供動員的人力儲備近2,500萬,此次局部動員將召集約30萬預備役人員,目標群體不包括學生。紹伊古指出,截至目前,俄烏兩軍戰線長達1,000多公里,保護這條戰線和俄控領土,正是此次部分動員的目的所在。其亦公布戰場雙方最新死傷數據,表示自2月24日起,俄軍共陣亡5,937人,烏軍則陣亡61,207人,並有49,368人受傷。

回顧「特別軍事行動」之初,普京曾表示不會進行戰爭動員,如今承諾動搖,普京在演講中強調了西方的介入。其表示,俄羅斯已到最危險時刻,現在俄軍不僅正與烏克蘭作戰,更是在與西方軍事機器作戰。普京甚至預測,若俄羅斯無法遏制這股攻勢,西方與烏克蘭將對克里米亞下手,並對俄羅斯本土發動進攻。「西方的目的是削弱、分裂並最終摧毀我們的國家」,「他們現在公開說,他們在1991年設法分裂了蘇聯,現在是時候對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情了,俄羅斯必須被劃分為許多相互之間會發生致命衝突的地區。」

而針對整場「特別軍事行動」的發展,普京強調,「解放頓巴斯」的目標保持不變,但對於這次軍事行動,他認為「決定開始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是必要的,也是唯一的選擇」。與此同時,普京表態支持頓涅茨克(Donetsk)、盧甘斯克(Luhansk)、赫爾松(Kherson)等地舉行入俄公投,「我們不能,我們沒有道德權利讓我們的親人被屠夫撕成碎片,我們不得不回應他們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真誠努力。」

由歷史視角來看,「特別軍事行動」的升級,已讓普京與俄羅斯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在其眼前則是兩種極端結局:1917年或1945年。

1917年:戰爭泥淖引爆政權危機

1917年,由於涉入一戰戰場付出慘重死傷,社會治理凋敝,俄羅斯帝國在民怨沖天下爆發了「二月革命」,自由派、帝國軍官和貴族強逼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退位,建立臨時政府。同年11月,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俄國,俄羅斯隨後陷入長達5年的紅白內戰,舊帝國疆域內的各民族亦同步展開武裝獨立運動,經歷一陣翻天覆地的血腥鬥爭,蘇聯乃於1922年正式成立。

而回顧1917年變局的起源,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堪為關鍵。該年7月24日,俄羅斯帝國開始進行軍事準備,並於7月30日正式全國總動員,以保護塞爾維亞王國的名義,與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全面開戰。戰爭之初,愛國情緒湧動在社會各角落,原本厭惡沙皇的民眾還自發組織了反德示威;然伴隨戰場失利和國內經濟崩潰,厭戰情緒逐漸侵蝕人心,「二月革命」乃於1917年拔地而起,羅曼諾夫王朝實質滅亡,但臨時政府仍不顧國內厭戰情緒、堅持繼續參戰,最終在工業與交通混亂、物資供應不穩、民眾普遍不滿的情況下,於「十月革命」的怒火中灰飛煙滅。

雖說在共產革命史觀論述內,1917年具有正面的歷史意義,「十月革命」尤其被視作「震撼世界的偉大歷史事件」;但由俄羅斯政權更迭的視角來看,1917年可謂是相當紛亂的一年,戰爭激化了民眾與政府的對立,並讓本就沉重的經濟治理問題每況愈下,最終厭戰情緒化作奪權者的火種,催生了政權更迭與混亂燎原。

放眼當下俄羅斯,若先不論普京與沙皇政權的差異,單就捲入戰爭泥淖、無法應對民眾厭戰情緒,導致政權垮台這一點來看,1917年確是普京與俄羅斯未來結局的極端可能之一。

2月24日「特別軍事行動」開始時,俄軍雖在擊潰基輔的抵抗意志上功敗垂成,卻終究是在4月轉入頓巴斯後穩定推進,並成功打通了連接克里米亞的陸橋。然在6月底至7月初,俄軍相繼攻佔烏東重鎮北頓涅茨克(Sievierodonetsk)和利西昌斯克(Lysychansk)後,其進攻步伐便持續減緩,原因或是後勤補給不力、彈藥不足或人員休整;8月下旬烏軍開始了多次反攻,雙方實控線又再度劇烈變動,最終烏方雖在赫爾松(Kherson)付出慘重死傷且收穫不大,卻於哈爾科夫(Kharkiv)成功收復超過2,000平方公里失土,包括巴拉克列亞(Balakliia)、庫皮揚斯克(Kupiansk)以及伊久姆(Izium),並將戰線推進到了俄烏邊境以及哈爾科夫州與盧甘斯克州的州界附近。

此一戰況變化,暴露俄方兵力部署不足的隱憂,並在俄羅斯內部引發質疑,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前副主席納德茲丁(Boris Nadezhdin)便於節目上抨擊,稱普京「遭到誤導」,俄羅斯接下來只有兩條路可選:全國總動員,或是與烏克蘭和談。

然而普京曾經承諾「特別軍事行動」不需進行戰爭動員,且其亦心知肚明,一旦進行全國總動員,原本置身事外的一般民眾就須承受家人戰死的傷痛,經濟運作也將受影響,連帶普京的支持度也必然不保,故其始終不願孤注一擲。但如今戰場實況顯然已無猶豫空間,就算要犧牲民意支持,普京也只能兵行險招,開始進行局部動員,同時以各式措施防止民眾抵觸與社會暴亂。

9月20日普京講話前一天,俄羅斯國家杜馬便通過法案,加重對全民動員和戰時狀態下某些犯罪行為的懲罰措施。其中部分條款將自願被俘(無叛國行為)、擅離職守等情況的最高刑期設置或提升為10年;如在戰時或動員期間違抗上級,其量刑則更高;戒嚴等狀態下的「特大規模」掠奪和破壞行為將被判處1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根據法案內容,如未能按時完成國家國防訂單(GOZ)的交貨目標且造成較大損失,將被判處最高10年有期徒刑。但儘管如此,局部動員消息一出,俄羅斯依舊爆發了離境潮與反動員示威,顯然多數民眾並未做好心理準備。

而對普京來說,三股情境脈絡的交織作用,可能觸發1917年的政權垮台結局:第一,民眾反抗動員的情緒持續洶湧,形成全國規模的示威串聯;第二,美國等西方勢力趁機發動宣傳戰與政治滲透,策動俄羅斯爆發顏色革命;第三,克里姆林宮進行多次局部動員、甚至全國總動員後,戰場情況依舊不見起色,導致部分政治精英起而挑戰普京的執政正當性。

而若普京政權當真垮台,接手的究竟會是西化派或強硬派,目前尚難準確預料。但若由西化派接手,則俄烏戰爭可能走向和談,俄羅斯極有可能被迫做出巨大政治讓步,對象不僅是烏克蘭,更包括西方。

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

然而,俄烏戰爭也可能走向1945年的結局,即在經歷全民浴血奮戰後,迎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

1941年6月22日,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譯作希特勒)突然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並夥同匈牙利、羅馬尼亞、芬蘭等國軍隊,發動閃擊蘇聯的巴巴羅薩作戰計劃。蘇聯領導人史太林(Joseph Stalin,又譯作斯大林、史達林)乃於7月3日發表演說,號召蘇聯人民起身抗敵。同年8月,超過60萬蘇軍在基輔戰役中被殲滅;11月,德國中央集團軍已逼近莫斯科城下,史太林乃於11月7日舉行莫斯科紅場舉行閲兵式,發表重要講話,受閲的蘇軍部隊則從紅場直接開赴前線;12月,德軍遲遲無法於莫斯科戰役中獲勝,只好被迫改閃擊戰為持久戰,並將重兵調往南線,對伏爾加河地區的重要城市史太林格勒發起猛攻。

1943年2月,蘇軍在慘重傷亡下贏得史太林格勒保衛戰,德國第六軍團約33萬名德軍士兵全部被殲,此後德軍一路敗退,蘇軍逐漸掌握反攻節奏;1945年2月4日,史太林參加雅爾塔會議,蘇聯以其擊潰德軍的戰功,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成員,並將波蘭等地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1945年5月,蘇聯紅軍攻克德國首都柏林,希特拉自殺身亡,納粹德國宣告無條件投降;1945年8月8日,蘇聯撕毀《蘇日中立條約》對日宣戰,同時發起八月風暴行動,並於一周之內擊潰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洲國軍;8月15日,裕仁天皇宣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乃以同盟國的勝利告終,史太林也於同年獲取蘇聯大元帥軍階。

綜上所述,偉大衛國戰爭雖讓蘇聯軍民付出傷亡代價,卻讓蘇聯獲取掌握國際秩序與格局的機會:戰後蘇聯不僅成為聯合國五常,更在冷戰時代統領共產陣營,與美國展開超過半世紀的兩極對峙,是構成「後二戰秩序」不可或缺的半壁江山。

當然就俄烏戰爭的爆發而言,戰爭發起方乃是俄羅斯,與衛國戰爭中蘇聯受德軍侵略的背景不同,且今日俄羅斯也不可能容忍大量軍民死傷的場景重演;但綜觀眼下俄羅斯孤身對決北約、甚至不得不發起戰爭動員的情境,確實與偉大衛國戰爭的背水一戰氛圍如出一轍:如若失敗或陷入泥淖,將可能觸發前述的1917年結局;如若成功迫使烏克蘭接受俄羅斯的政治要求,或是解放頓巴斯全境,則俄羅斯等於成功挑戰了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宣告西方宰制一切的時代已然過去,多極化將成主流,普京亦可能邁向權力之巔,並獲取史太林般的歷史地位。

細究眼下的局部動員,其預計能在三大目標上發揮效果:第一,緩解俄羅斯兵源不足的問題,畢竟俄烏戰場對峙線超過1,000公里,且烏克蘭早在2月便已全國總動員;第二,協助鞏固9月27日以後的公投結果,據俄媒20日報道,盧甘斯克、頓涅茨克、赫爾松和扎波羅熱將於9月23日至27日舉行入俄公投,四地的俄控區約佔烏克蘭領土的15%,面積大小與匈牙利相去不遠;第三,向北約與西方陣營展示決心,表示自己為了算地緣政治總賬,不在乎犧牲民意也要進行戰爭動員。但雖說如此,動員效果如何依舊有待觀察。

對普京而言,要觸發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結局,需要以下情境脈絡的共同促成:第一,俄羅斯必須提高宣傳與維穩力道,避免「顏色革命」之火燎原;第二,俄羅斯應竭力避免在戰果未顯時進行多次動員、甚至一路升級為全國總動員,否則政權垮台風險將直線上升,而莫斯科未必能撐到勝利來臨那日;第三,既已動員,便至少要達成「解放頓巴斯」的戰場成果,同時避免公投入俄四地重演哈爾科夫撤退的狼狽,而最理想的收穫,便是搭配「斷氣戰」迫使西方放棄對烏克蘭的支援,最終讓基輔與俄羅斯簽署協議,同意修憲承諾不加入北約與縮減軍備。如此結局對普京而言,可謂實現行動之初「去軍事化」、「去納粹化」的目標,是最能對內交代的戰果。

當然,1917年與1945年都是相當極端的結局,俄羅斯更有可能走向混合式命運,例如最終成功解放頓巴斯但普京失勢,或是尚未解放頓巴斯但俄烏簽訂暫時停火協議,前線對峙由此長期化等。而不論結局為何,俄烏戰爭早已衝擊後冷戰國際秩序,不論是俄羅斯、烏克蘭或世界,其命運都將因這場衝突而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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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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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蒲亭或蒲廷)舉行會談。 據《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報道,莫迪向普京當面表示,現在不是戰爭的時代,希望和平早日到來,且發展中國家皆為糧食、供應鏈的安全感到擔憂;普京則以「親愛的朋友」稱呼莫迪,表示理解對方在俄烏衝突上的立場和憂慮,「大家都希望儘早結束戰事」,但戰火難止的責任在於烏克蘭,是基輔方面持續拒絕談判,一心只想在戰場上達成目標。 上述內容讓西方媒體多了不少宣傳素材,例如將普京的「希望儘早結束戰事」單獨摘出後,配合9月10日以降的哈爾科夫(Kharkiv)挫敗,渲染了「俄羅斯怯戰」、「俄軍有意退出戰場」的輿論氛圍。 然而16日當天峰會結束後,普京的會後談話展現了相反意象。針對各方熱議的哈爾科夫撤退,普京笑道「基輔當局宣佈,他們已經啟動反攻行動,讓我們看看它是如何發展的、如何結束的」,顯然有意展現「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遊刃有餘,這也是普京首次公開回應哈爾科夫的戰線變化;而針對是否調整「特別軍事行動」目標,普京則表示「計劃不會調整」,且行動的主要目標便是「解放頓巴斯」全境,意即拿下烏克蘭東部的盧甘斯克與頓涅茨克兩地,前者如今已被俄軍完全控制,後者則仍有部分地區為烏軍所控。

會晤莫迪後再談俄烏戰爭,普京有何「下一步」?
會晤莫迪後再談俄烏戰爭,普京有何「下一步」?

9月16日,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蒲亭或蒲廷)舉行會談。

據《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報道,莫迪向普京當面表示,現在不是戰爭的時代,希望和平早日到來,且發展中國家皆為糧食、供應鏈的安全感到擔憂;普京則以「親愛的朋友」稱呼莫迪,表示理解對方在俄烏衝突上的立場和憂慮,「大家都希望儘早結束戰事」,但戰火難止的責任在於烏克蘭,是基輔方面持續拒絕談判,一心只想在戰場上達成目標。

上述內容讓西方媒體多了不少宣傳素材,例如將普京的「希望儘早結束戰事」單獨摘出後,配合9月10日以降的哈爾科夫(Kharkiv)挫敗,渲染了「俄羅斯怯戰」、「俄軍有意退出戰場」的輿論氛圍。

然而16日當天峰會結束後,普京的會後談話展現了相反意象。針對各方熱議的哈爾科夫撤退,普京笑道「基輔當局宣佈,他們已經啟動反攻行動,讓我們看看它是如何發展的、如何結束的」,顯然有意展現「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遊刃有餘,這也是普京首次公開回應哈爾科夫的戰線變化;而針對是否調整「特別軍事行動」目標,普京則表示「計劃不會調整」,且行動的主要目標便是「解放頓巴斯」全境,意即拿下烏克蘭東部的盧甘斯克與頓涅茨克兩地,前者如今已被俄軍完全控制,後者則仍有部分地區為烏軍所控。

綜上所述,普京16日的峰會後談話有兩大重點:「不急着結束戰爭」、「特別軍事行動目標不變」;但回顧2月24日以降的俄軍動態,俄羅斯對烏克蘭戰場的戰略訴求,其實已在無法速戰速決的現實下,逐步發生了變化。

從「恐嚇行軍」到實質佔領

首先,在4月18日宣佈進入「行動第二階段」前,俄羅斯原本的盤算,應是通過軍事行動擊潰基輔作戰意志、策反烏克蘭內部親俄勢力,使得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政權瓦解。簡言之,便是要通過軍事行動的威嚇力,迫使烏克蘭接受俄方一系列政治要求,且簽約對象不一定要是澤連斯基。

故2月24日「特別軍事行動」正式開始後,俄方先是以導彈大面積空襲了烏克蘭各處軍事設施,接着派出地面部隊從俄羅斯、頓巴斯等多個方向發起攻勢,形成在烏克蘭東北部、東部、南部同步作戰的局面;此外,俄軍也由白俄羅斯借道南下,直插烏克蘭首都基輔形成包圍。整體來說,俄軍在烏克蘭的首波攻勢僅僅出動不到5萬兵力,卻拉開了上千公里戰線,顯然更多是要進行「恐嚇行軍」,以迫使基輔生亂、同意與俄羅斯進行談判。

而綜觀俄方提出的談判條件,其目標顯而易見:形塑一個「芬蘭化」的烏克蘭。2月24日「特別軍事行動」啟動時,普京便曾揭示行動兩大主軸:讓烏克蘭「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3月7日,俄方首提停火四點:烏克蘭去軍事化、承認克里米亞屬於俄羅斯、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修憲去除加入北約的內文並放棄加入「任何聯盟」。

3月10日,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牽線下,俄烏外長於土耳其安塔利亞進行2小時會談。據烏克蘭媒體《每周鏡報》(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3月12日披露,俄方在此次會談上提出了6點停戰條件:第一,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的要求,保持中立地位,俄羅斯將保證烏克蘭的安全;第二,將俄語作為烏克蘭的第二官方語言,取消所有對俄語的限制;第三,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第四,承認「頓涅茨克共和國」和「盧甘斯克共和國」獨立;第五,烏克蘭去納粹化,禁止極端民族主義、納粹和新納粹政黨,廢除現行美化納粹和新納粹的法律;第六,烏克蘭去軍事化,烏克蘭完全放棄進攻性武器,成為非軍事化國家。

綜上所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後秩序構想共有四大重點:讓渡部分領土、外交中立、限縮軍備、打擊極端反俄情緒。

然而上述「芬蘭化」條件的落地面臨了現實困境。首先,或許是情報體系辦事不力、又或是莫斯科未能體察烏克蘭整體政情,此次「特別軍事行動」的開展,明顯高估了烏克蘭內部的親俄民意與勢力,以至俄方以為「恐嚇行軍」便足以動搖澤連斯基政權;隨後,在初始軍事施壓不足、烏方內部又反俄情緒高漲的情況下,俄羅斯所提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自說自話」,無法在烏克蘭內部引起相對正面的呼應。

而眼見多方閃擊戰無法擊潰烏克蘭的抵抗意志,俄軍只能由「恐嚇行軍」轉為實質佔領,開始將各線軍力集中到頓巴斯地區,與烏軍的堅挺軍事防線展開正面對決,最終成功打通了連貫克里米亞、頓巴斯地區的陸橋,形成約有五分之一烏克蘭領土為俄所控、並與俄羅斯實質相連的局面。

然與俄軍推進形成強烈對比的,是「芬蘭化」構想的逐步蒙塵。「特別軍事行動」之初,普京還曾公開表示,行動目標是對烏克蘭「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然而9月16日面對媒體提問是否調整「特別軍事行動」目標時,普京雖表示「計劃不會調整」,卻稱行動的主要目標就是「解放頓巴斯」,避談了「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等符合初始「芬蘭化」構想的主張。畢竟「芬蘭化」的關鍵,是小國實行符合大國要求的一系列政治改造,然而眼下俄烏談判已然無疾而終,俄軍短期之內又無發通過軍事佔領擊潰烏克蘭的抵抗意志,「芬蘭化」的構想自然陷入困境。

冬天來臨與普京的下一步

綜觀如今俄烏戰局,可以發現普京仍希望滿足兩個長遠目標:迫使烏克蘭投降停戰、維持俄羅斯內部的政治與社會穩定,並竭力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

對普京而言,「特別軍事行動」不僅賭上了俄羅斯國運,也賭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從一開始俄軍發動多方向閃擊戰來看,普京應是認為這場賭注勝券在握;而後即便現實發展重挫了「芬蘭化」構想,在俄軍打通連接頓巴斯與克里米亞的陸橋後,普京仍能以此戰果向國內交代:「特別軍事行動」並非一事無成,只要俄軍堅持推進,烏克蘭總有一天會撐不住投降,俄羅斯不必走到全國總動員這一步。

然而9月10日以降的哈爾科夫挫敗,在一定程度上誘發了俄羅斯的內部質疑,從而打亂了普京的平衡節奏。從戰場整體格局來看,俄軍在哈爾科夫戰線的撤退,乃是源於北部兵力的相對薄弱,畢竟此前的烏軍大反攻都集中在南部的赫爾松(Kherson)戰線上,故面對烏軍忽在北境發動突襲,寡不敵眾的俄軍只能大幅後撤,以避免慘重死傷。由此視角觀之,哈爾科夫的戰線變動既不算純粹的「軍事潰敗」,也難稱主動的「戰線收縮」,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軍事互動產物。

然而西方與烏克蘭藉此發動了宣傳戰,營造俄軍「兵敗如山倒」的風向,俄羅斯內部也出現了部分質疑聲音,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納德茲丁(Boris Nadezhdin)便於節目上抨擊,稱普京「遭到誤導」,並表示俄羅斯接下來只有兩條路可選:全國總動員,或是與烏克蘭和談。此一發言當然引發不少批評,卻也因此讓「全國總動員」成為熱門話題。

平心而論,不全國總動員、僅憑職業軍人撐起俄烏戰場,在西方持續軍援烏克蘭、北約情報體系下場支援的局面下,確實相當艱辛。但全國總動員的風險同樣不低。普京之所以始終堅持俄烏戰爭是「特別軍事行動」,便是不希望行動無限升級,影響俄羅斯的內部穩定。一旦宣佈總動員,俄羅斯平民便要面對家人父兄戰死沙場的現實,社會經濟運作也必受影響,普京自然不可能再維持高漲的民意支持。

故對普京來說,除了「主動停戰與烏克蘭和談」等形同政治自殺的選擇外,眼下還有三個相對可行的選項。第一,堅持不全國總動員,付出部分政治威望受損的代價進行戰線收縮,藉此集中軍力發動冬季猛攻,再搭配俄方對歐洲持續進行的「斷氣戰」,有機會迫使歐洲在高通脹、高電價引爆大規模示威的困境下,放棄對烏克蘭的軍事與經濟支援。如此一來即便澤連斯基有意再戰,烏方內部也可能爆發譁變或政變,俄烏將有機會重回談判桌,烏克蘭也將被迫重新考慮接受「芬蘭化」的相關方案。

第二,進行「有時限」的全國總動員,呼籲民眾相忍為國、成敗在此一舉,同時搭配「斷氣戰」。但對普京來說,此舉的政治風險高於戰線收縮,形同是將「核冒險」外的底牌打了出來,各界都將猜測俄羅斯是否已山窮水盡,且若總動員後戰場仍無顯著起色,導致動員時間不斷拉長,普京政權將有高概率遭民意反噬,克里姆林宮的對內宣傳與維穩投入必會連帶提高。

第三,暫時放棄與烏克蘭形成「芬蘭化」的政治談判結果,一如普京16日所述,專注於「解放頓巴斯」,同時固守扎波羅熱、赫爾松等地,避免連通克里米亞與頓巴斯的陸橋被截斷。如此一來,待到俄軍拿下頓巴斯全境後,此一階段性成果將可對內交代,畢竟「解放頓巴斯」不僅象徵俄羅斯在烏東成功「去納粹化」,也意味烏克蘭失去了高產值的重工業精華區;在此期間,亦可同步推動赫爾松等俄佔區公投入俄,正式支解冷戰結束以降的烏克蘭,使其永遠無法以完整版圖的形式加入北約或歐盟。但這一選項同樣有風險,即俄烏雙方缺少停火協議與談判,導致前線無法停戰、永不安寧,即便頓巴斯成功被解放、赫爾松等地公投入俄,人民仍有可能活在被炮火攻擊的恐懼下。

不論莫斯科最終選擇哪一方案,普京的下一步,都牽動着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國家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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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21

會晤莫迪後再談俄烏戰爭 普京有何「下一步」?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81694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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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美歐俄關係受到重創,俄羅斯開始正視與中國的戰略互動與協作;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淪為西方公敵的俄羅斯愈發「向東看」,中俄關係可謂達到近20年來最高水平。

然而9月15日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峰會登場後,「中俄分歧」成了西媒熱議話題。究其關鍵,還是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蒲亭或蒲廷)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後,兩人圍繞俄烏衝突的一系列談話與聲明,讓西媒有了解讀空間。

其中,《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刊出《峰會後中國對普京戰爭的支持看來變得更加不穩定》(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Chinese Support for Putin's War Looks More Shaky After Summit)一文,稱「北京在俄烏戰爭中對俄方的支持或已有所動搖」,證據便是普京曾於15日表示,「我們讚賞我們中國朋友對烏克蘭危機的平衡立場。我們理解你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疑問和關切,在今天的會議上,我們當然也會詳細闡明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 — — 儘管我們之前已經談過了。」

《紐約時報》認為,普京此言可能是在隱晦承認,北京或不完全贊成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此外,《紐約時報》也注意到,中方未在會後新聞稿中提及烏克蘭,並指出此舉同樣是雙方出現分歧的表徵。

無獨有偶,《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也於15日引述了美國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高級中國研究員、美國前外交官辛格爾頓(Craig Singleton)的分析,稱習近平與普京會面後,中方未在新聞稿中提及烏克蘭,顯示中國無意增加對俄支持,「中國也有理由關切,俄羅斯持續對烏侵略已嚴重損害中歐關係以及中國與整個中亞的關係,大多數國家都反對普京(對烏克蘭)的入侵」;其餘西媒甚至得出「中國對俄政策正在生變」的結論。

簡言之,多數西媒對「中俄分歧」的主張,源於普京所謂「理解中方在這個問題上的疑問和關切」,以及中方聲明稿未提烏克蘭等「證據」。然細究其報道語境與前提假設,其實不論中俄元首會晤如何發展,都無法阻止西媒的炒作與渲染。

預設「中國援俄」的戰略用意

首先,所謂「中俄分歧」之所以成為新聞,是因2月24日戰爭爆發以來,多數西媒便持續營造「中國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輿論氛圍,以至上合組織峰會後,「中俄分歧」成了令人拍案的「驚天轉折」,所謂「中國對俄政策生變」也有了傳播舞台。

但平心而論,不論是「中國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或「中俄分歧」、「中國對俄政策生變」,其本質皆是西方出於自身政治議程,對中國與俄羅斯進行的輿論調動與狙擊。其中,所謂「中國援俄」的輿論塑造,便是藉着放大北京立場的「特殊性」,使中國成為眾矢之的。

綜觀全球輿論場,不支持西方一面倒「挺烏抗俄」的國家數量其實相當可觀。少數如朝鮮、敘利亞等親俄中型國家,明確支持俄羅斯「正義的偉業」、「對歷史的糾正」,並公開承認烏東兩「共和國」;多數從南亞、中亞、中東、拉美到非洲的非西方國家,對俄烏衝突的取態採行中間路線:不參與實質對俄制裁、不對俄關閉領空,但也不承認烏東兩「共和國」政權,並呼籲俄烏雙方進行談判,印度如此、中國亦然,但兩國受到的國際傳播與輿論待遇可謂天差地別。

面對中國,西方屢屢抨擊北京「不願參與對俄制裁」,甚至威脅若中國不加入,「也會付出慘痛的經濟代價」,並用大量報道攻擊中國與俄羅斯的油氣貿易,將中國形塑為俄羅斯的唯一「救命索」,罪大惡極;然而面對同樣不參與對俄制裁、在聯合國大會緊急特別會議上投下棄權票、大舉購買俄羅斯石油的印度,西媒的攻擊火力便宛如「彈藥不足」般,不僅雷聲大雨點小,還多有迴避,更遑論是面對嘴上強硬反俄、轉頭便以盧布帳戶支付俄氣的部分歐洲國家。

歸根結柢,中國之所以被形塑為俄羅斯的「唯一血盟」、經濟命脈,與其並未參與對俄制裁關聯不大,而是「中國」這一身分標籤,導致了西媒普遍的先射箭再畫靶。說的更直白,在西方盤算內,渲染中國於俄烏戰爭中的「援俄」色彩,可以滿足以下兩大戰略目標。

第一,在制衡中國的戰略框架下,強化對華輿論包圍。綜觀半年來的中美俄互動,即便俄烏戰爭的爆發重挫美俄關係,美國的戰略重心依舊聚焦中國,在美國認知中,俄羅斯或許是主要核威脅,中國卻是能對自己構成系統性挑戰的大國,故即便俄烏衝突吸引了美國的戰略目光,其仍不會因此停下對華圍堵。

第二,強化對中俄的「打包式」宣傳,藉着「中俄威脅論」動員並鞏固「自由民主陣營」。早在俄烏戰爭爆發前,美國便已長期渲染中國、俄羅斯、朝鮮與伊朗等「反西方軸心」,並在不同場合的演講與報告中,暗示其為「民主世界」的敵人。俄烏衝突爆發後,中國不願參與對俄制裁的表現,無疑又讓此宣傳增加不少市場。

簡言之,在西方安排的輿論戰線下,俄烏戰爭不過是助推敘事的情境背景,為的是替「中國威脅論」、「中俄威脅論」添柴加火。

「中俄分歧」意在狙擊俄羅斯

至於所謂上合組織峰會後的「中俄分歧」,其本質正如「中國援俄」,是西方出於自身政治議程,刻意誇大中國立場後的宣傳攻勢。

從政治現實來說,中國與俄羅斯皆是主權國家,其國家利益本就無法完全契合,之所以在近年愈發靠近,關鍵還是美國在台海與烏克蘭的戰略壓迫,讓本無結盟傳統的兩國有了「共抗壓力」的趨勢;再加上美國進出中東與中亞,導致當地的舊秩序崩塌,遂讓身處歐亞兩側的中俄有了協調空間。

但即便如此,中俄仍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國家實體,俄烏戰爭確實迫使俄羅斯更加「向東看」;中國也願意在此氛圍下深化雙方經貿往來、推動中俄交好,同時希望實現「一帶一路」倡議與「歐亞經濟聯盟」(EEU)對接。但面對烏克蘭戰場,中國的立場從一開始就與全球多數國家相同:不參與實質對俄制裁、不對俄關閉領空,但也不承認烏東兩「共和國」政權,同時呼籲俄烏雙方進行談判。

如果這是西方所謂「中俄分歧」,那麼此一「分歧」也不是上合組織峰會後才出現、甚至與俄軍近期挫敗無關,而是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便持續存在。但西方之所以要在上合組織峰會後刻意放大「中俄分歧」,其邏輯便與前期誇大「中國援俄」如出一轍:要形塑國際宣傳戰線,只是此次宣傳的狙擊對象並非中國,而是俄羅斯。

9月10日起,俄烏戰場出現衝突以降最大一次「烏進俄退」:面對烏軍猛烈進攻,俄軍不得已撤出了哈爾科夫(Kharkiv)、進行戰線收縮,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13日表示,烏軍自9月起已收復約8,000平方公里領土。雖說此一變化與「戰略轉折」仍有距離,烏克蘭與西方卻藉此掌握了宣傳優勢,欲在國際輿論場形塑俄軍「兵敗如山倒」的風向,目的不僅是要挫傷俄軍士氣,更是意在動搖普京政權,對如今的俄羅斯精英集團釜底抽薪。

在此氛圍下,本被西方描繪為俄羅斯「救命索」的中國,開始了角色轉換,從為俄羅斯「兩肋插刀」的邪惡軸心,轉瞬成為「背盟敗約」的狡詐自利者,以滿足西方所謂「俄羅斯眾叛親離」、「連中國也不支持」的宣傳敘事,渲染普京政權的孤立無援與無助。

此外平心而論,俄羅斯在上合組織峰會前夕祭出的種種輿論操作,同樣強化了前期的「中國援俄」風向,並與「中俄分歧」形成反差,包括於中方尚未透露習近平出訪行程時,便迫不及待公布上合「習普會」、宣佈兩人會晤時將談及烏克蘭和台灣議題等,手法與西方的「綁定中俄」可謂如出一轍,只是西方意在狙擊中國,俄羅斯更多是想借此「壯大聲勢」,以蓋過在烏克蘭戰場的狼狽挫敗,同時不排除爭取中國支持的用意。

然由結果來看,中國依然維持戰爭爆發後的初始立場,願意深化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與交流,但對烏克蘭議題依舊是「有所為有所不為」。而放眼當下的國際格局,中國的烏克蘭立場尚不至於導致中俄交好的趨勢發生「逆流」。如前所述,驅動中俄靠近的關鍵結構,是來自西方的宏觀戰略壓迫,只要美國與北約持續借着俄烏戰爭「放血」俄羅斯,除非後者鮮血流盡、斷氣身亡,否則其對中國的好感都將維持在穩定高位。

換言之,俄烏戰爭折射的「中俄分歧」,其實不在近期可見的國際變局中扮演顯著角色,正如被西方誇大的「中國援俄」,其實也只是全球多數國家的立場縮影,而西方對此亦是心知肚明,只是其目的本就不是闡述事實,而是要形塑宣傳戰線。短期之內,只要俄烏戰場上未再傳出烏軍捷報,則「中國援俄」還是主基調;如若俄軍再傳敗績,「中俄分歧」便會暫成主流敘事。

歸根結柢,不論是「中國援俄」或「中俄分歧」,西方宣傳的種種莫名其妙,意在自圓其說、替政治服務;各式精神分裂、前後不一,在狙擊中俄的戰略目的下,也有了相互貫通的內生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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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19

上合組織峰會後 中俄何以「出現分歧」?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816411?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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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近期的歐亞大陸,三起事件的接連發生吸引外界關注。

首先是歐亞大陸西側的烏克蘭戰場。9月10日起,俄羅斯遭遇2月24日「特別軍事行動」以來最大敗績:烏軍在東北部的哈爾科夫(Kharkiv)地區連下多個俄控居民點和重鎮,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13日表示,烏軍已收復約8,000平方公里領土。雖說就實際戰場形勢而言,網上渲染的「戰略轉折」遠未到來,但此次「烏進俄退」着實引發不小輿論震撼,俄羅斯內部亦出現了「是否總動員」的相關辯論。

接着是歐亞大陸東側的台灣海峽。9月14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以17票贊成、5票反對通過了《台灣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據美媒報道,條款內容大體包括以下重點:擴大美國對台軍售範圍、資助台灣購買軍備、美台交流「正式化」、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授權總統為中國對台軍事行動祭出制裁等。如若此案送交兩院表決通過,且總統拜登(Joe Biden)並未行使否決權,則其落實必然與美國的「一中政策」、「戰略模糊」發生矛盾,且會對中美關係構成嚴重挑戰。

最後是歐亞大陸核心的烏茲別克。9月15日至16日,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第二十二屆元首峰會於烏茲別克召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乃於15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蒲亭或蒲廷)在烏會談。據俄媒透露,普京於會中指出,俄羅斯「珍視中國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所持的平衡立場」,譴責美國「在台海的挑釁行為」;習近平亦表示「任何國家都無權做台灣問題的裁判官」,中國願與俄羅斯一起,使不斷變化的世界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樹立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榜樣,發揮領導作用。

上述三起事件看似毫無關聯,實則皆是中美俄「政治仗」的交鋒產物。

美國:東西兩線持續施壓

在「政治仗」的第一層互動維度,是美國出於維繫單極霸權考量,對中國與俄羅斯的兩線施壓。

此次俄烏戰場的「烏進俄退」,並不只有軍事的物理交鋒,更是美俄「政治仗」的兩相博弈。對普京而言,不論兩軍鬥爭如何血腥,其始終堅持「不進行全國總動員」的政治承諾,一來是為避免影響經濟運作,二來是要防範激發民怨、侵蝕自身民意基礎,甚至影響民眾對「特別軍事行動」的支持。

然而哈爾科夫撤退暴露俄軍兵源不足的隱憂,尤其眼下烏克蘭擁有北約情報體系、西方軍援等場外加持,儘管烏軍於赫爾松(Kherson)大反攻、哈爾科夫大進擊中付出慘重死傷,卻不可謂毫無收穫,尤其是在宣傳戰場域。

而俄羅斯各界本就對「特別軍事行動」的延長有所微詞,眼下又受哈爾科夫大撤退的新聞刺激,「是否全國總動員」由此成為拋向普京的靈魂拷問:若堅持不全國總動員,或許暫能維持民意支持度,也可確保民眾生活不受戰爭影響,但戰場不能遲遲沒有戰果,更不能再上演哈爾科夫的狼狽撤退,而由俄軍眼下兵力來看,能否達成上述目標有待商榷;如若進行全國總動員,或許能補上戰場兵源不足的漏洞,但招來的軍人素質必然參差不齊,恐讓死傷數據直線上升,民眾也將在生活被擾的不便下,對克里姆林宮發出怒吼。

而對這一困境加強操作,便是眼下美國與北約的主要施力點。有鑑於俄烏軍力差距,要通過軍事鬥爭將俄軍徹底逐出烏克蘭、收復克里米亞,其概率可謂微乎其微;但若通過拉長「特別軍事行動」、放大宣傳烏軍戰果,在輿論與政治場域雙重衝擊俄羅斯,確有機會能對普京政權釜底抽薪。簡言之,美國與北約的目的並非是幫烏克蘭贏得軍事勝利,而是要藉此誘發俄羅斯內部的反政府聲浪與政治力量,促成普京政權垮台。

而在台海一側,美國持續上演「切香腸」戲碼,意在虛化「一中政策」與「戰略模糊」。在《台灣政策法》之前,便是8月2日的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又譯作佩羅西、裴洛西或波洛西)訪台。

平心而論,佩洛西訪台的主要衝擊,並非美台實質互動的更上層樓,這場訪問對其而言也更多是個人政治秀,無關任何涉台法案與條約的簽署;但通過對「紅線」的衝撞,佩洛西訪台一事誘發了中國內部的洶湧輿情,網上由此出現不少激憤批評,認為政府的無所作為,將令中國喪失戰略威望,淪為被外界輕視的「紙老虎」,台灣則會成為各國政客爭相到訪的「民主打卡地」。而由結果來看,佩洛西確實在先手行動上,成功對北京形成戰略衝擊。

然而事件的後續發展並未讓美國稱心如意。在軍事場域,解放軍藉着此次「師出有名」,實地演練了區域拒止,並讓導彈飛越台灣上空,測次了美台雙方的應對反應:美方雖持續表示將派軍艦穿越台灣海峽,「捍衛自由開放印太地區」,卻毫無動靜,更未有其他實質軍事反制;在輿論場域,美國內部對佩洛西此行不置可否,西方媒體也未大肆額手稱慶,而是普遍預測台海的軍事風險正在上升。簡言之,面對佩洛西訪台的「切香腸」,北京通過事後回應反切了更大一片。

然也正因台海的「政治仗」是以「切香腸」形式呈現,攤牌時刻尚未到來,故美國短期之內不會停下對「台灣牌」的戰略操作,而是會持續以此構建對華包圍圈。在此脈絡下,《台灣政策法》的通過概率應該不低,也不會是美國提出的最後一個涉台法案。

中俄:打一場維繫多極化的持久戰

而在「政治仗」的第二層互動維度,是中俄兩國出於共抗美國壓迫的考量,日漸緊密的戰略協作與理解。

對俄羅斯來說,如今自己淪為西方公敵,若在中國一側又遭脱鈎,國家存續必受影響,尤其哈爾科夫撤退後,普京承受的政治壓力直線上升。上述兩重擔憂交互作用,明顯影響了俄羅斯的對華取態,既要對北京強烈示好,也有意進行「戰略捆綁」。

早在9月7日,中方尚未透露習近平出訪行程時,俄方便迫不及待公布上合的「習普會」。首先,是俄羅斯駐華大使杰尼索夫(Andrey Denisov)向傳媒表示,普京與習近平將在9月15日至16日上合峰會期間,於烏茲別克舉行會晤;接着是《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報道稱,普京在東方經濟論壇期間與蒙古國總理奧雲額爾登(Oyun-Erdene Luvsannamsrai)舉行了雙邊會晤,並在言談間提及「很快將在烏茲別克與蒙古國總統舉行會晤,在那裡我們將與中國國家主席一同舉行三方峰會」,形同間接證實杰尼索夫所言。

而在9月15日習普會正式登場前,俄羅斯更是兩度「吹風」。14日,俄羅斯克里姆林宮宣佈,普京與習近平在烏茲別克會晤時,將談及烏克蘭和台灣議題;俄媒更是曝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訪俄畫面,顯示在與俄羅斯國家杜馬(俄羅斯下議院)領袖會晤時,栗戰書談及「就像現在的烏克蘭問題,美國和北約直接逼到俄羅斯的家門口,涉及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採取認為應當採取的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從不同的方面給予『策應』」,其中「從不同方面給予策應」的表述引發熱議。

由上述發展可見,俄羅斯在俄烏戰場一線承受的壓力與日俱增,希望確保中國的理解甚至尋求支持,故其欲將上合組織峰會營造為某種「中俄會師」平台,甚至不惜曝光中方也未公布的栗戰書出訪畫面,有些強制要形塑「中俄結盟」的意味。此外普京也深知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且對美國於烏克蘭、台海東西兩線同時施壓的佈局有所感知,故在會前形塑了「中俄共商烏克蘭與台灣問題」的氛圍。

但對中國來說,烏克蘭與台灣問題皆是對美持久戰的展演,貿然軍事援俄只會正中美國下懷,讓其擁有更多動員資本與制裁口實,北京的處境亦會愈發艱難。從宏觀國際結構而言,俄羅斯是構成多極化秩序的重要一角,若因俄烏戰爭引發政權垮台,不論衰落的俄羅斯是由強硬派或西化派掌權,此一過程必然衝擊多極化世界的演變趨勢,中國的戰略壓力也可能上升;但若因涉入俄烏衝突導致中俄同時衰弱,多極化的趨勢便不僅是受挫,而是可能戛然而止。

故從「政治仗」的視角來看,抵禦美國的東西兩線施壓,對中俄而言皆是持久戰。中國將持續推進與俄羅斯的經貿互動,並在上合、「一帶一路」等場域與俄羅斯密切往來合作,協調歐亞秩序,中俄情誼上不封頂;但對可能影響多極化秩序大局的重要決策,例如是否在烏克蘭衝突上與俄羅斯過度戰略捆綁,中國畢竟不是伊朗、朝鮮等中型國家,有自己的底線與原則。通過此次上合會談,普京應也明瞭,中俄兩國應當協調的,是打一場對美持久戰,而非在強權政治下玉石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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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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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第二十二屆元首峰會於烏茲別克登場。綜觀時局,峰會的召開乘載了兩重特殊背景。 第一,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上合組織的首次「完全線下」元首峰會,且俄羅斯一方提前釋出消息,指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或蒲亭)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Sadyr Japarov)、土庫曼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ymukhamedov)、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Shehbaz Sharif)、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Ilham Aliyev)等人會晤。顯然與會元首除來自8個成員國外,還包括伊朗這一「準成員國」,以及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對話夥伴」。 第二,俄烏衝突持續延燒,且俄軍恰好於峰會召開前夕遭逢滑鐵盧。9月10日起,烏克蘭戰場出現2月以來最大一次「烏進俄退」:烏軍在東北部的哈爾科夫(Kharkiv)地區連下多個俄控居民點和重鎮,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13日表示,烏軍已收復約8,000平方公里領土。雖說就實際戰場形勢而言,網上渲染的「戰略轉折」遠未到來,但伴隨烏克蘭與西方持續進行輿論宣傳,普京承受的政治壓力正在上升。

俄軍受挫下的上合峰會:若美國無法拖垮俄羅斯,中俄合作上不封頂
俄軍受挫下的上合峰會:若美國無法拖垮俄羅斯,中俄合作上不封頂

9月15日,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第二十二屆元首峰會於烏茲別克登場。綜觀時局,峰會的召開乘載了兩重特殊背景。

第一,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上合組織的首次「完全線下」元首峰會,且俄羅斯一方提前釋出消息,指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或蒲亭)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Sadyr Japarov)、土庫曼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ymukhamedov)、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Shehbaz Sharif)、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Ilham Aliyev)等人會晤。顯然與會元首除來自8個成員國外,還包括伊朗這一「準成員國」,以及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對話夥伴」。

第二,俄烏衝突持續延燒,且俄軍恰好於峰會召開前夕遭逢滑鐵盧。9月10日起,烏克蘭戰場出現2月以來最大一次「烏進俄退」:烏軍在東北部的哈爾科夫(Kharkiv)地區連下多個俄控居民點和重鎮,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13日表示,烏軍已收復約8,000平方公里領土。雖說就實際戰場形勢而言,網上渲染的「戰略轉折」遠未到來,但伴隨烏克蘭與西方持續進行輿論宣傳,普京承受的政治壓力正在上升。

在此局面下,「俄羅斯」成了上合組織峰會焦點,各界不僅留意普京發言與動向,也同步關注中俄元首互動,以及後續的中俄關係變化。尤其上合組織身為「歐亞整合」代表,中俄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受此脈絡牽引,各界對兩國互動的關注,其本質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對歐亞秩序是否生變與重組的探究。

催生「歐亞」的並不只有中俄交好

然而影響中俄於歐亞互動的因素,並非只有兩個當事國。由歷史視角觀之,美國對中俄的戰略壓迫、在中亞與中東的介入失敗,才是促成中俄協調「歐亞秩序」的真正根源。

就中俄兩國的外交傳統來看,相互結盟並非常態。俄羅斯長期希望融入西方世界,故往往更重視與歐洲、大西洋國家的互動;中國則受自身地緣位置影響,更關注太平洋地區的秩序格局。總體而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後冷戰年代的中俄外交政策主軸,皆是融入自由主義國際體系,同時增加自己的國際政治權重。然局勢之所以沒有照此趨勢發展,美國的政策僵化與誤判可謂關鍵。

首先,美國的對華、對俄政策仍帶有強烈的冷戰色彩,缺乏應對新時代中俄關系的靈活性,面對中俄希望融入世界體系的渴望,其選擇在歐亞兩側的台海與東歐持續施壓,導致兩國湧現「遭到包圍」的焦慮;而在國際權力格局層次,美國忽視了「多極化」秩序的成形,認為自己仍是1990年代所向無敵的單極霸權,故在施壓中俄上無所畏懼,眼中只看到「和平演變」的發生概率,卻未留意中俄在歐亞背靠背的實際可能。

簡言之,綜觀美國在後冷戰年代的外交政策,其既無法深層次改變中美俄關係,也無法讓正在崛起的中俄融入國際體系;正如華盛頓對歐亞兩側的施壓,不僅未能遏制中國與俄羅斯發展,甚至還為中俄和解創造了最佳條件。

在此情況下,身處歐亞核心區域的中東、中亞,也在經歷美國介入又退出後,出現了秩序崩塌,從而給了中俄協調機會。

2001年,美國以「反恐戰爭」之名入侵阿富汗,成功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又於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終結薩達姆(Saddam Hussein,又譯作海珊)時代。然而風頭無兩的美國並未提出可支援中亞、中東發展的大型專案,也未設法推動自貿協定、打造共同市場,而是日漸身陷反恐戰爭的軍事泥淖,並讓自己與域內各國持續離心。

2010年,「阿拉伯之春」於北非爆發,美國對此大力支持,但此一變局的直接結果,除了顛覆原有政權外,便是催生遍地內戰與伊斯蘭恐怖主義,導致了區域不穩與混亂;2014年起,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開始在於伊拉克與敘利亞攻城掠地,但美國對此變局幾乎一籌莫展,西方聯軍在漫長纏鬥中損失慘重,最終真正由伊拉克、敘利亞兩方向遏制「伊斯蘭國」擴張的,還是伊朗與俄羅斯的軍事精鋭。

綜上所述,美國在中東與中亞的多年「經營」,大抵可總結為兩點:在經濟建設場域,美國提不出歐亞版本的「馬歇爾計劃」,也沒有制定歐亞中部國家的合作議程;在軍事政治場域,美國強行闖入歐亞中部,摧毀舊有政治和社會結構,卻又在「重返亞洲」、「印太戰略」的考量下任意離去。簡言之,便是反恐無能又任意退出、策動顏色革命又無力治理。

如今外界觀察中俄如何協調歐亞秩序時,往往會以「修正主義」的口吻描繪兩國,將中俄形塑為世界秩序的挑戰者。但由歷史視角觀之,中俄的相互靠近,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錯誤戰略壓迫的結果;而歐亞之所以出現「可被協調的空間」,也大體來自美國任意進出所導致的秩序崩潰。

「歐亞」的存續仰賴中俄協調

在此脈絡下,觀察往後的中俄互動與歐亞整合,兩大機制堪為關鍵:美國的戰略壓迫、中俄的分歧化解。

而與眼下的俄烏戰爭相結合,或可如此總結:美國對中俄的戰略壓迫短期難止,如若普京政權因俄烏戰爭垮台,中俄在歐亞大陸的協調關係將有高概率生變,但美國也已無力重返,歐亞中部可能重演混亂、發生權力重組;而若美國持續施壓,卻無法在烏克蘭徹底拖垮俄羅斯與普京政權,則中俄在協調歐亞秩序上將更能合作無間。

綜觀中俄兩國近年的歐亞互動,可謂合作中帶着防範,但這一防範伴隨美國的戰略施壓,正在持續消解。早在2003年,中國便曾提出創建上合組織自貿區、上合組織發展銀行等倡議,但俄羅斯始終不願回應;2013年,中國啟動了橫跨歐亞的地緣經濟倡議「一帶一路」,俄羅斯隨後提出了「大歐亞夥伴關係」,欲與「一帶一路」倡議分庭抗禮。然而伴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美歐俄關係陡降,2022年的俄烏戰爭更是重創莫斯科與西方的全面互動,俄羅斯開始放鬆對中國的種種「顧忌」。例如中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三國於1997年簽署的「中吉烏鐵路備忘錄」,曾在普京反對下延宕多年,卻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於2022年5月迎來普京點頭,如今該項目有望於2023年正式動工。

對北京來說,並從不反對成為既定的全球治理體系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只是希望中國能在其中擁有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一席之地。在此脈絡下,經緯歐亞秩序更多是「長期防禦」的思維體現,意即在抵禦美國施壓的考量下,希望締造「相對不受美國干擾」的政治與經濟空間。在此情況下,與俄羅斯協調溝通自是必行之舉。

而對俄羅斯來說,其在經營歐亞上具有地緣與歷史優勢。從文明經緯來看,俄羅斯是歐洲與亞洲的匯融;從歷史積累來看,通過蘇聯的長期統治,俄羅斯在高加索、中亞都具有維和潛力,對許多有意抗衡恐怖主義的歐亞國家來說,俄羅斯是重要的區域安全保障。

但與此同時,俄羅斯也有必須克服的障礙。第一,俄羅斯長期以來都將歐亞當作「反西方」外交政策的籌碼,不論是增加或減少對此地的戰略挹注,其執念根源都是對西方的擁抱與拒斥,往後若要真正深化自己的歐亞國家角色,便要在戰略思維上真正將歐亞當作主體來對待;第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俄羅斯太想成為「獨立於中國」的歐亞影響力中心,未來若要在歐亞深化與中國的協調合作,其對華取態就必須有所改變,既要推動俄羅斯的擅長議程、發揮己身優勢,也不能過度排斥北京的經濟與政治存在。

而俄烏戰爭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上述兩大障礙的消融。俄羅斯如今成為西方公敵,轉向歐亞已非過渡政策,而是必走之路;面對美歐的戰略施壓,中國與非西方世界是其理所當然地爭取對象。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中俄對於多極化世界具有同樣的嚮往,在抗衡美國壓迫上形成了共同利益,歐亞大陸可謂是其天然合作場域。如若普京與俄羅斯能撐過此次俄烏戰爭,中俄協調歐亞未來的趨勢將可大致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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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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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al-Qaeda,又譯作阿爾蓋達或蓋達組織)劫持了4架民航客機,對包括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在內的目標發動恐怖襲擊,造成近3,000人死亡、超過6,000人受傷。 這場人稱「911恐襲」的事件,引發了後續的地緣變局。先是小布殊(George W. Bush,又譯作小布希、小布什)打出了「反恐戰爭」旗幟,於2001年下令入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權,又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開始了對伊拉克的長期佔領,並於2006年絞死前總統薩達姆(Saddam Hussein,又譯作海珊);接着是奧巴馬(Barack Obama,又譯作奧巴馬)與特朗普(Donald Trump)任內面對「撤軍或增兵」的漫長掙扎,並在軍方施壓與「重返亞洲」、「印太戰略」間左右為難;最後是拜登(Joe Biden)在2021年完成了阿富汗大撤軍,塔利班遂於垮台20年後再度掌權。 回顧「反恐戰爭」之初的國際格局,中美關係相對和穩,北京把握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期,美俄關係亦相當穩健,彼時身為西化派的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或蒲亭)甚至允許美國在中亞建立軍事基地,以方便美軍進出中東執行反恐任務;然而20年過去,美國正在撤出中東,中美博弈日趨白熱化,俄羅斯更是發動了俄烏戰爭,美俄關係行至低谷,中俄則為抗衡美國的戰略擠壓,逐漸在歐亞大陸上靠近。

從911恐襲到俄烏戰爭:20年來美國發生什麼變化?
從911恐襲到俄烏戰爭:20年來美國發生什麼變化?

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al-Qaeda,又譯作阿爾蓋達或蓋達組織)劫持了4架民航客機,對包括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在內的目標發動恐怖襲擊,造成近3,000人死亡、超過6,000人受傷。

這場人稱「911恐襲」的事件,引發了後續的地緣變局。先是小布殊(George W. Bush,又譯作小布希、小布什)打出了「反恐戰爭」旗幟,於2001年下令入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權,又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開始了對伊拉克的長期佔領,並於2006年絞死前總統薩達姆(Saddam Hussein,又譯作海珊);接着是奧巴馬(Barack Obama,又譯作奧巴馬)與特朗普(Donald Trump)任內面對「撤軍或增兵」的漫長掙扎,並在軍方施壓與「重返亞洲」、「印太戰略」間左右為難;最後是拜登(Joe Biden)在2021年完成了阿富汗大撤軍,塔利班遂於垮台20年後再度掌權。

回顧「反恐戰爭」之初的國際格局,中美關係相對和穩,北京把握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期,美俄關係亦相當穩健,彼時身為西化派的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或蒲亭)甚至允許美國在中亞建立軍事基地,以方便美軍進出中東執行反恐任務;然而20年過去,美國正在撤出中東,中美博弈日趨白熱化,俄羅斯更是發動了俄烏戰爭,美俄關係行至低谷,中俄則為抗衡美國的戰略擠壓,逐漸在歐亞大陸上靠近。

綜上所述,「911恐襲」給了美國入侵藉口,使其對中東國家步步進逼,卻也由此陷入20年虛耗;在此期間,單極國際秩序的根基日漸傾頹,美國不再是冷戰結束之初的「歷史終結者」。20年後爆發的俄烏戰爭,既暴露美國不同以往的內政氛圍,也揭露了其所處國際格局的截然不同。

內政:俄烏戰爭的政治號召力有限

首先,在內政氛圍中,伴隨俄烏戰爭爆發,「親烏反俄」成了美國兩黨的政治共識。

綜觀美國政壇,不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在2022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後,除了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又譯作季辛吉)等「退休前輩」外,幾乎沒有政治精英敢公開檢討美國近年的對俄政策,更遑論要美國要對俄烏戰爭的爆發負部分責任;與之相反,絕大多數的美國時任政治精英贊成對俄羅斯祭出嚴厲制裁、向烏克蘭提供財政援助和武器、接納一定數量的烏克蘭難民,即便此舉可能付出一定程度的經濟代價。

而被視作「親俄派」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則一度陷入被動。2月22日,普京宣佈承認烏東兩「共和國」獨立時,特朗普還獨排眾議,大讚普京「天才」,同時消遣拜登「什麼事都沒做」、「我如果成功連任,絕不會讓這種事變發生」;24日戰爭爆發後,面對排山倒海的譴責聲浪,特朗普不得不修改措辭,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大屠殺」,同時呼籲俄方停戰,卻仍不忘嘲諷拜登,「假如我還繼續任職,俄羅斯不敢併吞任何一寸土地,更不敢發動入侵行為。」

然雖說政治精英形成了「親烏反俄」的基礎共識,俄烏衝突的號召力仍比「911恐襲」遜色,且拜登政府的政治收益並不顯著。2001年「911恐襲」發生後,時任總統小布殊的支持率從50%迅速飆升至90%,且持續2年後才回落至原水平;但2022年2月下旬以來,拜登的支持率持續在30%至50%間浮動,並未顯著拉昇,甚至還一度下跌。

而拜登與民主黨雖趁機將油價、通脹上行的現象歸咎於俄羅斯,希望緩衝中期選舉的選情下滑,卻顯然無法服眾。出身共和黨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又譯作麥康諾)便嘲諷,拜登將美國的高油價、高通脹稱做「普京漲價」(Putin's price hike),是在「發明令人大笑的修正主義歷史」。

綜上所述,與「911恐襲」相較,俄烏戰爭對拜登政府的政治利好非常有限。究其原由,下述3個因素或為關鍵:第一,俄烏戰爭畢竟發生在東歐,不比「911恐襲」直擊美國本土核心,傷亡者也非美國公民,民眾即便對俄羅斯的入侵義憤填膺,卻還不足以上升到「必須出兵」的地步。

第二,如今美國極化政治嚴重,與「911恐襲」發生後,美國政壇團結支持小布殊的氛圍截然不同,共和黨人紛就應對俄烏戰爭一事,全方位、無死角抨擊拜登,前有特朗普消遣拜登「在預防戰爭上無所建樹」,後有麥康奈爾嘲諷其「甩鍋普京」,種種攻勢瓦解了民眾對總統的期待心理。在極化政治與中期選舉的交織牽引下,俄烏戰爭在美國內部更多是為政治攻防服務,並在一定程度上與「拜登是否無能」的命題相掛勾。

第三,如今的美國經濟已非黃金年代,高油價與高通脹觸發了高民怨,偏偏政府又持續援助烏克蘭,民眾不免會有「被打腫臉充胖子」的不滿。拜登在執政之初也曾滿懷雄心,推出政府支出計劃和社會改革項目,但在如今的通脹壓力下,其只能面對現實。在2023財年預算案中,拜登明顯向中間立場靠攏,放緩推動進步派議程,開始轉向「兩黨團結議程」,並強調將大力解決通脹和財政赤字。

簡言之,在戰場距離遙遠、極化政治嚴重、經濟局面不如過往等因素下,俄烏戰爭雖在美國政壇催生「親烏反俄」的政治正確,卻無法重現當年「911恐襲」的政治號召力。

國際格局:多極化的世界正在成形

而在國際格局上,美國被迫直面多極化世界的成形。

由歷史視角觀之,俄烏戰爭是美歐俄地緣政治矛盾和利益衝突的總爆發,並迫使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國家,正視後冷戰秩序持續鬆動的現實。其中,歐洲受限政治正確、反俄傳統、美國壓力,仍在「被斷氣」與援助烏克蘭的框架內打轉;土耳其、沙特、印度等中型國家的取態有所不同,與其「唯美是從」,其顯然更偏好多極化的世界秩序,這與「911恐襲」後全世界普遍服膺美國的風向大為迥異。

而由美國的視角觀之,如何應對新時代的中俄關系,是其眼下對外政策的關鍵核心。

首先,可以觀察到,即便俄烏戰爭的爆發重挫美俄關係,美國的戰略重心仍在中國。衝突爆發之初,美國確實一度面臨戰略資源移轉壓力,然而伴隨俄羅斯無法速戰速決,美國又將目光放回了印太地區。短期之內,俄羅斯仍是美國的主要核威脅,但中國則是能對美國構成系統性挑戰的大國,故儘管俄烏戰爭持續進行,美國依舊認為:中國是美國最重要的戰略競爭者,印太地區的「中國挑戰」,強於歐洲地區的「俄羅斯威脅」。

但在實務操作上,美國傾向對中俄進行「戰略捆綁」,以發揮動員盟友的最大效果。正如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述,「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危險,是中國與俄羅斯或許還有伊朗結盟」。故俄烏衝突爆發之初,美國曾試圖「迫華制俄」,即要求中國參與制裁俄羅斯,並威脅北京若不加入就會「付出慘痛經濟代價」。但從結果來看,美國的努力功敗垂成,而也正是明白中俄關系暫時無法離間,美國轉而操作捆綁中俄。

在宣傳上,美國渲染中國已徹底倒向俄羅斯,加入所謂「反西方陣營」,同時將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劃歸所謂「邪惡軸心」,是「民主世界」的敵人。歸根結柢,還是照搬了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對峙話術,只是其對手由蘇聯帶領的共產鐵幕,換成了中俄伊大雜燴的「反西方陣營」。

但如今的美國是否還有能力進行兩線作戰,是個尷尬問題。美國戰略界內已有不少分析警告,美國當前既無能力也不應該兩線作戰,若真要兩線作戰,就須進行戰略資源的再分配。故可以觀察到,在美國持續轉向印太的過程中,其於歐洲與中東的資源投入有所縮減,只是如今歐洲國家大體仍在同一戰線上,暫時充當了美國的反俄前哨;但中東地區的多極化態勢便相當明顯,因為美國的大幅撤出已成定局。

眼下俄烏戰爭仍在持續,伴隨俄軍在哈爾科夫(Kharkiv)等地進行戰線收縮,「俄羅斯是否會敗」逐漸成為輿論話題。但平心而論,不管戰事是否已到「轉折點」,俄羅又將面對怎樣的未來,其實力下降必然引發歐亞大陸秩序的分化與重組,結局卻未必有利美國,也未必能重新鞏固後冷戰時代以降的單極秩序。因為俄烏戰爭的成敗只是催化劑,關鍵還是俄羅斯的對華取態。

美國或許期望,衰落的俄羅斯會成為中國的戰略負擔,或是普京政權垮台後,俄羅斯能出現親西方政權,站到反華陣線一側;但其亦不能確定,局勢不會朝相反方向發展,即衰落的俄羅斯並不由西化派掌權,且在對外關係上更加依賴中國,並在歐亞整合事務上,比過往更加容許中國存在。

國際關係是不斷演進的動態過程,各國的選擇與行為,構成了當今的國際秩序格局。歸根結柢,如今美國面對的局勢變化,並非簡單的「中國挑戰美國」或「俄羅斯威脅美國」,而是其身為老化的霸權,已經無法維持過往規模,為全球提供大範圍的安全、經濟場域公共財,這才促成了多極化秩序的出現。在此情況下,即便其成功在俄烏戰場拖垮俄羅斯,歷史也不會倒退回蘇聯解體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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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時間2022年9月8日,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Elizabeth II,又譯作伊莉莎白二世)逝世,享年96歲,其子查理斯則於同日登基為英王,是為「查理斯三世」(Charles III)

自1952年登基以來,伊利沙伯二世的統治長達70年,是英國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期間除因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車禍逝世、安德魯王子(Prince Andrew)爆出性交易醜聞、哈里王子(Prince Harry)與梅根王妃(Meghan Markle)出走致其聲量一度受損外,女王大體維持了「操守端正」、「盡責奉公」的良好形象。

故長年以來,英國共和主義者高呼廢除君主制時,女王個人鮮少成為被攻擊對象,而是享有某種特殊的輿論「豁免權」;其與凱特王妃(Catherine, Duchess of Cambridge)的衣着裝扮更是英國王室的軟實力核心之一,受到全球時尚媒體的鎂光燈追逐,既增進王室正面形象,也推銷英國衣飾品牌。

然放眼國際政治現實,伊利沙伯二世所經歷的時代起落,並不如個人光環般美好。在位70年,女王見證了三個「衰落」,並對此變局無能為力。

殖民霸權的衰落

首先,是大航海時代以降,英國憑藉帝國主義船堅炮利,由屍山血海鎔鑄而出的殖民剝削體系,在伊利沙伯二世任內迎來終局。

在伊利沙伯已明確成為王位繼承者之後,1947年8月15日,在經歷長達40年的反殖鬥爭後,印度宣佈獨立,英國失去了最重要的海外殖民地;1948年緬甸與斯里蘭卡獨立,且選擇不加入大英國協;1948年英國結束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委任統治,以色列建國。上述地區或多或少留下了英國的「殖民遺產」,包括印巴緊張、緬甸的緬族與少數民族武裝鬥爭、阿拉伯人與猶太人間的血腥暴力;而與此同時,大英帝國亦在隨後的亞非拉去殖化浪潮席捲下,逐步分崩離析。

1952年伊利沙伯二世登基後,其首先迎來非洲殖民地的獨立潮,包括迦納(1957年)、尼日利亞(1960年)、塞拉利昂(1961年)、烏干達(1961年)、肯尼亞和桑給巴爾(1963年)、岡比亞(1965年)、博茨瓦納和萊索托(1966年)、斯威士蘭(1968年)等地相繼獨立。

接着便是加勒比海地區。1958年英國為遏制獨立浪潮,將其在加勒比海地區的殖民地整合成「西印度群島聯邦」,但因聯邦內部鬥爭過於激烈,其最終於1962年解散,當中大部分地區皆在往後20年裡脱離英國獨立,僅剩部分小島仍是英國的海外領地。

中東的海灣獨立潮亦十分迅猛。1961年科威特宣佈自英國獨立,此後阿曼(1962年)、南也門(1967年)、卡塔爾(1971年)、巴林(1971年)、阿聯酋(1971年)亦紛紛跟進。事實上,1956年的蘇彝士運河危機中,英法兩軍在美蘇威懾下被迫自埃及撤軍時,便已昭示兩國在亞非地區的霸權衰頹,美蘇對峙的主旋律即將取而代之。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正式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了超過150年的被殖民歲月。對此王儲查理斯(Prince Charles)曾經表示,香港主權移交標誌着大英帝國的徹底終結。

當今世界,大國政治宰制小國命運的現象仍在發生,但英國已難在其中扮演角色。從非洲到亞洲,從迦納到香港,伊利沙伯二世見證了「日不落國」的衰落,並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裡,目睹了「東昇西降」的世紀新變局,卻已無緣見證其改變世界。

歐洲一體化的衰落

第二,伊利沙伯二世見證了二戰以降,「歐洲一體化」浪潮的衰落。

在女王登基的1952年,法國、西德、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6國組成了歐洲煤鋼共同體,並在1965年通過合併條約,將歐洲煤鋼共同體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合併。此一組織以經貿互惠為基礎,逐步過渡到司法互助、政策協作、共同安全等合作場域,實現了歐洲的高度互融,並在1985年通過《神根公約》(又譯作申根公約),取消簽約成員國間的邊界檢查,又於1993年通過《馬城條約》,正式轉變為今日的歐盟。

由歷史視角觀之,歐洲一體化的出現,彰顯了歐陸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摧殘後,希望創建機制防範戰火再起,同時鞏固歐洲和平、促進經貿往來的共榮嚮往;而由權力視角觀之,法德雖皆主張維持和平,卻亦不願放棄地緣鬥爭的機會,故歐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兩國暗自爭奪歐陸主導權的博弈場,法國欲借新成員的加入捆綁德國,阻止德國再崛起,德國則欲借在歐盟內部發揮領導力,鞏固自己的大國威望與地位。兩股脈絡交織作用下,歐盟推動了幾輪擴員,英國便是在此浪潮下,於1973年與愛爾蘭、丹麥一同加入。

然而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歐洲多國公債先後被降低評級,歐元區的穩定更是引發世界懷疑;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大量阿拉伯穆斯林難林湧入歐洲,引發社會與經濟危機,部分右翼傳媒與政治精英開始批評歐盟的難民政策,稱人道主義及開放邊界將導致伊斯蘭恐怖主義滲入,嚴重威脅各國國家安全。

在此脈絡下,疑歐主義漸起,「歐洲一體化」不再是各成員國共識,位處歐陸之外的英國更是興起了「脱歐」聲量。此一話題又受保守黨權鬥影響,最後於2016年公投後弄假成真,由此開始了漫長的脱歐政治泥淖,歷經卡梅倫(David Cameron)、文翠珊(Theresa May)、約翰遜(Boris Johnson)3任首相,才於2020年1月9日由英國下議院表決通過脱歐協議法令,伊利沙伯二世則於1月23日批准脱歐協議。2020年1月31日,英國正式脱離歐盟。

如今的歐盟雖未再有成員國退出,但難民危機引發的社會撕裂暫難回覆,俄烏戰爭又導致東歐區域漸受美國戰略裹脅,過往由德法共同協調歐盟的秩序不復存在。從入歐到脱歐,從二戰結束到俄烏戰爭爆發,伊利沙伯二世見證了「歐洲一體化」浪潮的衰落,也目睹民粹政治在歐洲的廣泛崛起。

聯合王國統一的衰落

最後,伊利沙伯二世見證了英倫三島的統一性衰落,曾經偃旗息鼓的蘇格蘭、北愛爾蘭分離運動,在其生命之末捲土重來。

蘇格蘭政治運動起於19世紀,最初僅是要求在英國統治下,享有較高的自治權。伊利沙伯二世上任後,蘇格蘭開始了「權力下放」要求,並於1979年、1997年兩度舉行權力下放公投,下放的蘇格蘭議會乃於1999年7月1日正式成立。2007年,支持蘇格蘭獨立的民族黨首次成為下放議會的執政黨,並在2011年蘇格蘭議會選舉中獲得絕對多數席位。2014年在民族黨主導下,蘇格蘭舉行了獨立公投,投票率高達85%,但仍以44.7%贊成、55.3%反對的結果鎩羽。

愛爾蘭問題則源於1916年的起義,英國雖於1922年承認愛爾蘭獨立,但以英國後裔和新教徒為主的北部6郡集體拒絕,最終其留在英國版圖成為「北愛爾蘭」。然而北愛爾蘭亦存在反對留英的勢力,其與內戰時的愛爾蘭老兵合流,走向武裝鬥爭,成了全球知名的愛爾蘭共和軍(IRA)。然在英國大力鎮壓與招撫下,愛爾蘭共和軍於2005年宣佈放棄武裝路線,部分人加入了新芬黨,繼續在體制內鬥爭。

簡言之,通過向蘇格蘭開放市場、對北愛爾蘭鎮撫齊下,英國維持了國家的統一。然而脱歐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市場與經濟規模的萎縮,導致一度沉寂的分離主義再起。

在蘇格蘭一側,開始有輿論提議就獨立問題進行第二次公投。2022年6月,蘇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Nicola Sturgeon)表示,預計在2023年10月舉行蘇格蘭公投,但因其與英國政府並未取得共識,故施雅晴強調公投結果僅具「諮詢性質」,蘇格蘭獨立與否仍要由英國國會就公投結果立法而定。但可想而知,此一提案已然引發憲政紛爭。

而在北愛爾蘭一側,由於脱歐引發北愛爾蘭、愛爾蘭之間的市場邊界去留問題,英國雖於2020年12月與歐盟簽訂《北愛爾蘭議定書》,承諾歐盟產品將能自由進入愛爾蘭、北愛爾蘭,英國產品進入北愛爾蘭則等於進入歐盟,須接受海關與邊境檢查,卻又於2022年6月提議單方面修改北愛爾蘭議定書部分內容,引發北愛爾蘭分離勢力質疑英國已違反《貝爾法斯特協定》;再加上主張愛爾蘭統一的新芬黨又於2022年5月贏得大選,成為當地議會最大黨,北愛爾蘭政壇遂開始了「離英公投」呼聲,要求完成「愛爾蘭統一大業」。

但平心而論,不論是蘇格蘭或北愛爾蘭,其要公投分離成功都有一定門檻,蘇格蘭若堅持舉行「合法合憲公投」,則法律戰等過程必定曠日廢時,若其無法與英國政府協商成功,便只能舉行相對無關痛癢的「諮詢性」公投,或是待至多年法律戰結果出爐後,再真正放手舉行;北愛爾蘭則更多是將分離公投當作要價籌碼,為的是讓英國政府妥協,放棄修改《北愛爾蘭議定書》。

然即便如此,未來的英國政壇也將因這兩地的分離呼聲而永無寧日。曾經,脱歐議題綁架了英國政治多年;往後,這一角色恐由蘇格蘭、北愛爾蘭問題接手。從大英帝國到英倫三島,從世界強國到分離公投呼聲漸起,伊利沙伯二世經歷了愛爾蘭共和軍放下武裝,卻又在晚年見證了英國的統一性衰落。

到頭來,如今的英國國運終究不是女王的珠寶華衣,風華絕代、耀眼奪目;反而更像1952年女王登基後的倫敦,正逐漸被霧霾籠罩。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10

殖民、歐盟與獨立公投:英女王見證了三個「衰落」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81343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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